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接替了马明哲天价薪酬的位置。2008年朱江洪总收入达到4000万元，其助手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仅比他少12万元排名第二，经过三次股权激励，董事长朱洪波和总裁董明珠通过所谓高管股权激励，截止2009年3月13日，二人身家增至1.7亿元。
如果是市场化的产物，无须对高管高薪进行道德抨击，格力电器高管高薪部分是市场化的产物。
在解决了与大股东格力集团的纠纷之后，格力电器逐渐摆脱国有控股一股独大的局面，为保持高管队伍的稳定性，实行股权激励机制。在2005年格力电器“股改”时，珠海格力集团(格力电器控股股东)除支付股改对价外，还作出承诺，在2005、2006、2007年度中的任一年度，若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承诺的当年应实现的数值（以上三年对应的净利润数分别为50493.60万元、55542.96万元、61097.26万元），将从格力集团所持股份中拿出2639万股用来作为格力电器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，管理层每年可以购买713万股。
股权激励实行之后，格力集团不仅业绩稳定，更重要的是，实现了从僵化的、纠纷激烈的国有控股企业向市场化企业转轨的过程。
但格力电器的天价薪酬又是不公平的，这样的天价薪酬并非全部市场化的产物，而是资本市场激励机制扭曲的产物，是利益暗地输送的结果。
格力电器高管的天价高薪源于期权激励。格力电器共有三次股权激励，2006年7月11日，格力电器实施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，实施了每10股转增5股的利润分配方案，朱江洪和董明珠各自获得150万股激励股份，两人合计占激励股份总数42.08%，该部分股份于2007年3月26日解禁。2007年10月31日，格力电器实施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，董事长朱江洪和总裁董明珠各自增加250万股股份，持股成本为3.87元，两人占激励股份总数提高至46.76%。该部分股权于2008年4月2日流通上市，期间格力电器股价曾一度冲高至62.79元。2008年7月两次实施了每10股转增5股的利润分配方案，激励股份数上升至现在的1604.25万股，2009年3月13日，格力电器3.43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。
期权激励，高管必须达到一定的业绩才能行权，所谓利益输送，是指利益激励门槛低，获得激励的成本低。格力集团按当年年底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作为出售价格，向公司管理层出售713万股的股份。
应该承认，格力电器的公司高管具有经营能力，他们完成了股权激励时的业绩目标，但同时应该看到，股权激励的成本与门槛过低，员工买入价格极低仅4.494元/股，以每股净资产作为出售前提，只要股价高于净资产与时间成本，格力电器的高管与员工就能坐享其成。净资产出售几乎是中国资本市场利益输送的一个象征，国外战略投资者购买中国上市金融机构股权，以净资产作为出售依据，而高管的股权激励，同样以净资产计算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公司的无形资产，公司的发展远景与市场占有率等，均不计算在内。
如此一来，只要稍有能力，只要不出三聚氰胺那样的大事，管理层就能稳获不菲的收益。格力电器这样的高管高薪，既有市场化改革的因素，也有二级市场投资者风险的增加为代价进行利益输送的因素。所谓好坏参半。
更有甚者，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如长江证券等国有控股金融机构，以降低普通员工薪酬制造薪酬不涨的假象，业绩下降七成照样为自己加薪，长江证券净赚7亿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往年“存货”，即定向增发的投资收益与认沽权证等交易收益，完全是以投资者的痛苦为乐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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